哈佛大学心理系教授：获得一种与岁月对抗的力量

可能心理学



心理学家艾伦•朗格教授今年63岁，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获得教授席位的女性。


朗格教授用一词之差来解释她的研究与传统心理学之间的差异：传统心理学研究的是“什么”，而她研究的是“可能是什么”。

她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可能性心理学”，不是描述普遍的真相，而是寻找个别的可能性。


朗格教授热爱网球。年轻的时候，她摔断了脚踝，医生说她从此会瘸腿，再也不能打网球了。但现在她双腿健康，仍然在打网球。30多年“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践，使这位心理学家将身体和心灵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度过了一段非凡的岁月。


她觉得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她不敢尝试的。当别人告诉她“不”的时候，她一定会反问一句“为什么不？”


什么是专注力？



“可能性心理学”的第一个假设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或者能变成什么，一切皆有可能。


但人是习惯的动物。我们如此容易被僵硬的世界观、惯例、偏见或者刻板印象所麻痹，我们的很多行为往往是先入为主、不假思索，或者想当然的结果，而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或者认知过程。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朗格教授做过一个“复印机”实验：几个人在排队复印东西，实验者问前面的人能不能让他先复印。只要这个实验者给出了理由，人们通常都允许他插队。有趣的 是，这个理由本身是否合理却并不重要。无论你说“对不起，我赶时间”，或者“对不起，我想复印文件”，人们的反应是一样的。



“并不是他们没听见你说什么。”朗格教授说，“而是他们根本没意识到你说了什么。”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都是像复印机实验里的那种“自动”状态下做出的。所以，我们需要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在某个情境下是怎么反应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还有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所谓的“专注力”。在她的学术生涯中，这是一个核心概念。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专注力”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实践——留意新事物，积极寻找差异。无论是关于你自己的，还是关于周边环境的，无论这个新事物看上去很 傻，或是很聪明，只要它是新的，是不一样的，就会将你置于“当下”的状态，让你对人和环境重新敏感起来，向新的可能性敞开，形成新的视角。而那些我们多年 来称之为“智慧”的东西也会变得可疑起来。

为了适于生存，我们的脑海里保存了无数的规则与分类，以快速有效地指导当下的行为。这也是文化对人的教化功能——通过传达“绝对”的概念，我们的文化得以 代代相传。这无疑带来了稳定，但也让我们付出代价。因为很多时候，情境已经变化了，我们还一如既往地坚持着那些规则和分类，不假思索地运用它们。


从这个角度而言，“专注力”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它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存疑和追问，从传统、权威、成见、惯例、约定俗成中，收复自己的头脑，对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一句，“真的吗？”“为什么？”“万一呢？”

朗格教授认为传统医学的问题也在于此。医学是一种不完美的科学，它能提供的只是概率，一种抽象的数学概念，但到了病人那里，却经常被作为唯一的正确答案接受下来。事实上，任何一种疾病，一旦落到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没有一个人是概率，没有一个人是“大多数”。


“我并不反对传统医学。”她解答道，“我只是反对对医学测试和医生的无条件信任与依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无意识状态——我们太容易接受一种疾病的标签了，比如癌症、抑郁症等。”


“现代人应该对‘不确定性’有更健康的尊重。”她说，“‘不确定性’才是现实世界的本质状态。现实从来不是静止的，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一旦我们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缚在文化、范畴、语言和思维模式的陷阱里，就会发现，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和快乐，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返老还童的可能性

在一部即将开拍的好莱坞新片《倒时钟》中，詹妮弗•安妮斯顿将出演朗格教授，电影主线是她在1979年做的一个实验。

一个匹兹堡的老修道院里，朗格教授和学生精心搭建了一个“时空胶囊”，这个地方被布置得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他们邀请了16位老人，年龄都在七八十岁，8人一组，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他们听上世纪50年代的音乐，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讨论卡斯特罗在 古巴的军事行动，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他们都被要求更加积极的生活，比如一起布置餐桌，收拾碗筷。没有人帮他们穿衣服，或者扶着走路。唯一的区别是， 实验组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循现在时——他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组用的是过去时——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


实验结果是，两组老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改善。他们刚出现在朗格的办公室时，大都是家人陪着来的，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一个星期后，他们的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血压降低了，平均体重增加了3磅，步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不过，相比之下，实验组，即“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他们的关节更加柔韧，手脚更加敏捷，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更高，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 榄球。局外人被请来看他们实验前后的照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年来，关于这个实验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毕竟，这是一个田野实验，因为缺乏实 验室的控制，一个结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事实上，直到今天，朗格教授仍然难以解释，那一个星期里，这些老人的大脑和身体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交互。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 轻了20岁，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为了维持时间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须付出更多的“专注力”，即更有意识的“活在当下”，因此他们的 改善更明显。虽然不至于“返老还童”，但这个实验至少证明了，我们生命最后阶段的衰老并非是不可逆转的。


“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她接着说，“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关于衰老的很多思维定式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记忆一定会衰退吗？


脑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脑活跃程度与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区别。他们在短期记忆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信息处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应差于年轻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他们真实的潜能？


根据朗格教授的分析，这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与此同时，我们固执而轻率地认定衰老 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某天早上我们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这种思维定式往往极具杀伤力。当我们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时，最现成的解释似乎 就是——我们老了，而很少再去寻找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也许是我们失去了记忆的动机和意图？



事实上，很多心理实验都证实，一个人衰老的速度与环境暗示很有关系。与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结婚，往往长寿；相反，与一个比自己年老的人结婚，往往短寿。社 会经常规定了，什么样的年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否则就是为老不尊。因此一个经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显老，因为制服没有老少之分，没有年龄暗示。


“如果我们不是将‘变老’看成是一种时间的遗失，一条单向的下坡路，而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一种自然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年老的许多好处。”

在20多年前的一个养老院的实验中，她发现，当一个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时，比如他能决定在哪里招待客人，玩什么娱乐节目，自己照顾房间里的植物，他会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顾的老人更加快乐，更爱社交，记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有人问朗格教授，是否想过让自己回到30年前？

她笑着说：“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专注力的人，年龄从来不是问题。无论你20岁，30岁，或者60岁，你都是在体验当下，你在自己的时间里加入生命的体验。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来源：芝華的身心美學空間

孩子与父母的关系

经常被身边的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感觉孩子承受挫折的能力很低，该怎样让孩子学会承受挫折呢？

父母们常使用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讲道理，训斥，挖苦，拿邻家的孩子激励，心疼地帮助，警告，给予或撤回爱，物质奖惩等。真可谓软硬兼施，恩威并重，有的循循善诱，有的简单粗暴，有的温柔一刀。但是，效果却甚微，甚至还会有反作用。

心理挫折，是指人们在某种动机的推动下，想要达到的目标受到阻碍，因没有办法扫除障碍而产生的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显然，挫折是外在的，更是内 在的，是一种内在的情绪状态。既然是内在情绪状态，如果仅仅从外部着手，眼睛盯着孩子，想要通过纠正孩子来提升其抗挫折的能力，显然是收效甚微的。
　　
事实上，父母忍受不了的挫折，往往通过孩子表现出来。真实往往很残酷，所以，我们往往更不愿意或更害怕去自我反思。相对探索自己，纠正孩子往往更容易。
　　
父母忍受不了的挫折，往往通过孩子来呈现
　
 一天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儿子兴奋地给我描述说：“我们自己组建了‘闪电大队'，我是副队长，A是大队长，B和C是两员大将，还需要一些兵，回头我们再加入些兵”。
　　
我瞬间忽略了儿子的兴奋，第一反应间竟然是，“嗯，副队长，为什么不是大队长呢？”儿子洋洋自得地说：“是我自己选择当副队长的，我就是要当第 二厉害的”。我确认他知道副队长的意思，还不甘心，又问建立闪电大队的事是谁提议的，儿子说：“我呀”。听到这，心中好像感觉欣慰些。
　　
忽然，我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好笑，“不就是小朋友之间玩吗，至于这么认真吗？”此刻觉察到自己内在的那个小女孩的执着需要：获得第一名，通过学校 的成功获得存在感和价值感。童年的记忆中，我真正对自己有认识，缘于小学三年级的一次数学比赛，无意识地考了学区第二名，要去县里参加比赛。这件事就像夜 空里的一道闪电，划亮了我混沌的自我意识。当时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我行啊，我原来这么厉害！”老师和校长都一下子知道了我，觉得自己像个大人物一 样。从此，我的学业开始上升。
　　
当面对儿子时，我潜意识深处那个“内在小孩”部分的需要瞬间就出来了。为什么说是潜意识呢，因为我以为那个考完试就关心排名的小女孩早已是历史 了，意识层面上也认为自己根本不在乎排名，也不希望儿子将来为第一名所累。然而，在那一刻，我知道：是我想要第一名，我觉得第二是挫折，而儿子丝毫没有这 个概念。当觉察到这一部分时，我就从挫折和焦虑的感觉里出来了，轻松愉快。接下来和儿子的交流就只是想要了解，没有了最初的紧张。
　　
如果我没有觉察到自己潜意识里的挫折感，就很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隐秘地给孩子施加压力，传递的信息可能是：你要当第一名，因为第一名才是有价值 的，值得爱的。儿子接受到这个信息，同时就可能激发挫折感，并且可能在他以后拿不到第一时会呈现，或者表现得过分担心和恐惧失败，发展下去抗挫折能力就会 不断降低。
　　
挫折感是孩子从全能感到现实感的过渡
　　
儿童在3岁以前，敏感的养育往往可以获得一种健康的全能感，简言之，即婴儿可以让任何事情发生的感觉，像神一样的全能。这种全能感是自信的核 心，如果未发展充分，成年后也往往在幻想层面保留很多全能感。因此，全能感最初必须通过控制父母获得充分的发展，以建立自信的核心，接着，要逐渐地打破这 个全能感，获得真实的自信。
　　
3-6、7岁之间，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提高，发现自己并非全能，甚至连个积木都搭不好，这种受挫的感觉肯定不舒服。想一想神仙的法宝失去法力的感觉该有多沮丧，就可以理解孩子正在经历着的感受了。
　　
他们有时会表现得非常脆弱哭泣、发脾气扔东西、攻击人等。但这个时刻虽然痛苦，但也是重要的时刻，他正在学习体验真实的挫折感，接触真实的世 界，提升现实感。你要留意一下这个年龄的男孩有多喜欢奥特曼，女孩多喜欢巴拉巴拉小魔仙，就能够懂得孩子在用各种方式尝试着创造一个过渡空间，让自己慢慢 学习接触现实。
　　
如果孩子的反应唤醒了父母自己受挫的内在小孩，而父母又不自知时，就可能在痛苦、说不出的难受和心疼甚至愤怒的驱使下，快速地介入，通过外部行动缓解内在情绪的紧张，从而斩断了孩子从挫折中恢复的机会。
　　
不过，父母也要尽到应尽的保护义务。有的父母因为本着孩子的事情自己解决的原则，任由孩子被伤害或者任由孩子伤害别人而不叫停或介入，也是不合 适的。父母的功能是照顾或保护幼仔存活，直到他们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因此，如果孩子面临现实危险而不是想象的危险时，父母也需要适当地介入，千万不要矫枉 过正。
　　
预期警告是对受挫感的反向强化
　　
一次下课后，一名女生说，她的主要问题是特别爱哭，动不动就容易掉眼泪，一件很小的事情也哭，感觉特别不好，希望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眼泪。我当 时问她：“你身边是否有人总是叮嘱你不要哭”。她疑惑地看着我，“老师，您怎么知道，确实是这样的，重要的场合或事件之前，爸爸总是会警告我，不许哭，哭 是懦弱的表现，这么多年了，我也特别想改，就是改不了”。
　　
预期警告是父母的预期焦虑，通常孩子不会因为父母的警告、劝告或道理而会做出如父母期待的变化，反而会导致无中生有，刺激孩子产生被禁止的行为和感受。对成人亦是如此，更何况对年幼的儿童。
　　
这一点也与幼儿的思维水平相一致。6岁以前的孩子，虽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简言之即以具体形象作为对象或内容进行思维加 工，如幼儿数数时需要用实物，他可能知道1个手指头加1个手指头等于2，但并不一定理解1+1=2。然而，仍然还有大量的动作思维，即儿童的思维是在动作 中进行的，动作停止，思维就停止。幼儿的这种思维特点，是与这个时候游戏是主要活动相一致的。
　　
比如，幼儿之间人际的冲突，孩子一会儿就忘了。但成人忘不了，就可能把这解读为人际挫折而传递给孩子。成人传递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地 表达。所以有成人之间因为孩子大打出手的，大人这边正热闹着呢，孩子可能就又开始在一起玩了。另外一种是以相反的方式表达。通过强调要和小朋友和好如初， 告诫孩子不许不搭理人家，不许记仇等。此时，孩子通常早已经过去了，但大人还在没出来呢。
　　
那个小和尚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两人下山，路上遇见一名女子过不了河，老和尚把女子背过了河，就继续前行。过了一段时间，小和尚终于忍不住 不服气地问老和尚：“不是男女授受不亲吗，出家人也要戒色的。”老和尚问他何故，小和尚说老和尚为什么背那名女子过河。老和尚说：“我背过河就把那女子放 下了，你到现在还在背着呢”。
　　
如果孩子是老和尚，我们通常就是那小和尚。说“孩子是父母的老师”，并非指教给我们什么，而是指孩子帮我们学习认识自己。
　　
所以，让我们用一生学习做孩子。（紫藤亲子育儿）

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

为何有些人对家人很容易发脾气，而对外人却会忍气吞声，每次对家人生气后又自责，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原因一：我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对亲人的期望过高。

相对亲人来说，我们往往对“别人”更有耐心，更不容易发火。因为我们假设“别人”是不了解我们的，要取得“别人”的了解和配合是需要充分沟通的。但面对家人，我们的耐心就很有限，因为我们认为家人应该是最了解最支持我们的。

　　一般来说，确实是越亲近的人会越相互理解和支持。但其实家人并不能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点对点的和我们达成充分的理解，这是不现实的，我们自己也 并不能够时时理解和支持亲人的需要和想法。但是一旦碰到什么事情不顺利，我们常常会想：“别人不理解我也就罢了，怎么你也不了解我呢？别人不懂得配合我支 持我就罢了，怎么你也不懂得呢？”这样越想就会越生气。这都是因为我们对家人期望过高，而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原因二：面对亲人的要求和期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更大。
 
　　相对于不相干的人来说，面对亲人提出的要求和期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更大。这是因为我们心里更在乎他们，我们不希望他们不开心。所以当我们意识 到亲人期望的时候，我们如果做不到就产生了让他不开心的风险。如果他不开心，我们也不会开心，这就好像在事情一开始发生时，就预订了结果。我们要奋不顾身 的投入进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我们成功的愿望也更加迫切，由此产生的压力也更大。而且这些压力往往是一件一件事情渐渐增长慢慢积累的。单拿其中的某 一件事情看，可能都不是那么要死要活的。但是当最后一根稻草压上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下就爆发出来，这是压力的瞬间过度现象。但在家人看来，我们好像就是 对当前的一件事情发火，这样家人就更加不理解我们的行为了。家人的不理解会让他们无法与我们更加深入的沟通，所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反而越积越深，我们就 越加频繁的爆发，恶性循环。

　　原因三：面对亲人，我们往往存在放肆性。

　　家庭中，特别是关系亲密的家人之间，是一个相对安全包容的环境。有些时候，我们在外面受了委屈或承受一些压力，没有办法发泄出来，只好到家中进 行宣泄。这是我们对待家人的时候存在着放肆性，就像孩子面对母亲，这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令人担忧的是，往往这种宣泄是通过非秩序沟通实现的。在压力下 的我们，往往忘记了怎么好好说话。我们在宣泄过程中对家人使用嘲讽、歪曲、夸大、贬低、晦暗等等的语言。最后我们的压力得到一定的释放，给家人却带来了伤 害。如果家人对我们的伤害进行反弹，家庭的冲突就会愈演愈烈。良好的家庭氛围就毁在了我们的放肆性上。

所以我们总是温柔待陌人，苛刻待亲人？
 
　　1. 因为觉得可以随意，潜意识很清楚，错误成本太低了，总会被原谅的。
　　2. 惰性，习惯了低成本，自然选择低成本的方式。考虑家人感受这个步骤总会被延迟或者忘记。
　　补充一点，如果希望扭转，必然需要打破这个惯性。
　　1. 逻辑上所有人都知道，家人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是以为低成本，其实成本的大头都是被骂的那一方扛着呢。
　　2. 与人沟通会有惯性，看到某个人就会说某种话是本能，和动物的条件反射没区别，要改进，也和训狗狗没区别。训练说话前有考虑感受，考虑结果这个环节，就可以打破惯性。
　　3. 当然还有一个底层信念需要建立：说话是一件重要而非随意的事情，谨慎为之。